卫生部马晓伟副部长来我院考察远程医疗服务工作

离开被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将失去目标和方向。

[64]情感教育中的平等观念不完全等同于理性主义理论中的人在自然状态中身体条件和智识结构的平等。(WE 8∶35). [17]前注[4]，〔美〕林·亨特书，第5页。

因而，在休谟看来，道德来自于情感，而非理性。我们不会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认为孩子、精神病人、囚犯或异邦人不能够或不值得全部参与政治进程，因为我们也这样看。然而，大多数西方人对人权历史发展的解说，仅仅强调其中一个成分，即权利历史发展的条件和过程。[14]现代人权观念的勃兴乃是个人和社会情感的发展结果。这意味着想象的个人要超越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重要性让位于个体的重要性。

虚荣心出现之后，不平等就出现了。只有情感才能够回答应该与不应该的道德问题。而从法学视角来看，分享经济的创新必然会给政府规制、社会治理带来更多的挑战。

有学者对风险预防原则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主张针对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实施无许可的创新（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原则，提出从技术设计着手保护消费者隐私、安全问题，以简约的规则应对复杂的世界，认为通过教育、赋权公众、社会规范、自我规制、司法机制、私法机制等方式的规制远比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更有效果，目的正是在于发挥多种规范和机制的作用，从而确保规制实施效果。这也是实现规制和创新互动关系的做法，显然是想利用规制的确定性弥补创新的不确定性特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实验性规制也面临着法律的确定性、平等性原则的拷问，对此不得不深入反思，尤其是在审查评估过程中要对多种价值予以平衡。网络与信息技术中有所谓摩尔定律，系指此类技术进步迅速，约隔18至24个月便有新的产品或者性能改进，[11]更导致政府规制在介入时面临着诸多的难题。

规制与治理的互动，就使得规制既涵盖自上而下的规制，也涵盖自下而上的规制。当然，与规制过程和结构应更进一步法治化一样，[53]基于技术的规制，无论实施的主体为私人还是政府，亦要承担起相应的算法责任（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43]参见张冬阳：专车服务——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为？，《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第156、168页。美国相关讨论，参见Salil K. Mehra,Ant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Minnesota Law Review, Vol.100, No.4(2016), pp.1323-1375. [55]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等：《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77页。[2]之所以最近几年备受青睐，主要的原因在于此前存在的分享经济及其现象并不具备如今的含义。创新的特征要求规制不断得到修正和改进，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使得规制者要制定统一、固定的解决方案相当困难。

[31]从内容来看，自我规制早已有之，现在之所以强调利用自我规制，是因为在诸多的创新领域，相较于政府，私人主体更接近科技、创新前沿，对于风险认知能力更强，更能够调动诸多的知识与专家，更能够根据创新实践调适规制行为。这种情形也导致企业或者行业有了更为广泛的裁量权，先前一些产业的自我规制措施并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行使这种裁量权时缺乏透明度、消费者参与和可问责性。同时，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企业来说也可以成为创新的机会，如引入私人认证制度或者评价体系不仅可以实现多样化的自我规制，提升竞争质量。虽然滴滴出行和在线短租均为分享经济的实践，但两者对于公共安全、健康的关切点并不相同。

[40] See Sofia Ranchordas,Innovation-Friendly Regulation: The Sunset of Regulation, the Sunrise of Innovation，Jurimetrics Journal, Vol.55, No.1(2015), pp.201-224. [41]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是一种自下而上同自上而下并存的治理模式，众多非政府体在此模式下激发了自己的能量，开始应对各种新问题。日出条款是指某种条件具备时即展开规制，如对于无人驾驶，当其能够通过道路安全测试时就允许上路并予以规制，依据此条款可以避免规制过早而抑制创新的成熟性。

同时，这样做可以消除规制延迟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持续促进创新的发展。实验性规制鼓励地方率先规制，如在美国有州作为实验室的理念，某个州就某些问题展开规制立法，成功经验再推广到其他州或者至联邦层面。

[8]参见[英]亚历克斯•斯特凡尼：《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未来》，郝娟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当然，创新和规制的关系相当复杂，会因不同领域、产业而有所差异。对此，学者提出应建立私行政法，主张私人在自我规制时也要受到某些公益拘束，国家甚至有必要在相应的规范中将一些公法要求加以具体化，如普遍服务的要求、给付时机要求、保障利益相关者均等表述机会、意思决定过程的透明度要求等。[5] See Engobo Emeseh et al.,Corporations, CSR and Self-Regulation: What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erman Law Journal, Vol.11, No.2(2010), pp.230-259; Dan Awrey,Complex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Modem Financial Markets，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 Vol.2, No.2(2012), pp.235-294. [6]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5月19日。如此可以降低规制者犯错的概率以及收集更多的信息，抵消许多的规制偏见。未来，这些创新型的企业甚至可以成为慈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成为地方和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

之所以说是创新的方式，首先，相比于传统经济模式，消费并非仅仅以自己占有的形式来展开，而是通过协议获取使用某种产品或者服务，分享可以满足人类源源不断的需求。自我规制根据自身类型的不同，如有些是自愿制定，有些是迫于政府压力制定，有的则为政府批准型，还有的是政府委任行业协会制定，在与政府规制协调时呈现多种样态，体现于立法的意涵包括：政府规制对于自我规制的监督强度，规范竞争者、使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第三人权益保护机制，规范确保私人服务提供的质量和结果等相关机制的构建。

这也导致公众对于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前景产生了更多的担忧。试验期、地点以及适用者均会有明确的规定。

See Cass R. Sunstein,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151，No.3(2003), pp.1003-1058. [21]参见注[10]，第563页。在规制应对层面，除应该发挥自我规制的作用外，政府要发展试验性规制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促进创新和保护公众安全的平衡点，才能形成多元参与、合作有序的规制和治理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与其单方面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或者政府规制的介入，毋宁由市场、政府采取相互学习、合作的态度来决定是否规制更为可取。[4]由此可见，分享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是连接供需的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适应网络和信息社会发展的创新型理念与实践。（二）重视实验性规制 政府面对创新存在着一定的困境，虽然可以利用自我规制解决诸多的市场失灵问题，但出于消费者安全的考量，依然是公众要求或者政府自愿采取规制的重要原因。为了使规制与创新能够尽量保持同步，政府要在充分了解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处理好是否规制、何时规制、规制方式的选择、规制时限的设定以及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价等问题，从而实现创新和规制的良性互动。

中国虽然在中央层面规定了相关的规制要求，但是仍然给地方留出了规制的空间。（三）规制与治理的互动 科技进步与创新对于经济社会的益处显而易见，但基于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的考量，也并不是说规制越少越好，必要的规制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43]实验性规制允许个人或者组织可以偏离一般的法律体系，不断实验，试图使某些规则成为长期适用的规则。另外，现实世界中由于城镇化加速、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等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环保理念的传播等也是分享经济产生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21]不过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一些创新行为则应该受到规制，否则就会引发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规制的崩溃（regulatory disruption），系指创新破坏了既有规制框架，规制无法与创新同时并进，[13]致使规制者陷于两难困境：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分享经济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不能够被过时、迟延、过度的规制所抑制。

同时，分享经济的创新还在于互联网赋权于普通公众并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创造出各种服务、产品，[8]因而可以认为分享经济并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而是来自底层的需求，导致任何个体与组织均可以参与消费、交易，或者以新的方式谋生的形态。[33] See George A.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4, No.3(1970), pp.488-500. [34]如滴滴公司为保障消费者的安全，相继提出五大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包括分享行程紧急求助号码保护及人像认证等安全功能，加之早前上线的车型一致的验证。【参考文献】 {1}马化腾等：《分享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方案》，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3]或者认为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审查评估条款是指经特定组织审查评估，相关条款仍然可以延长适用或者制定新规制的做法。利用时限的调整，以及规制后评估手段的应用，规制者可以消除公众认为规制创新过早的担心或者不正确规制的顾虑。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规制一成不变，或者完全由政府主导，否则可能抑制创新的发展。基于信誉资本，全球业已创建了积极、正面的大众合作性消费模式，从而衍生成为一种社会价值不断得以增长的新模式。

学者指出实验主义治理涉及一个多层级架构，其四要素在一个迭代循环中相互联接。同时，以分享经济为例，其领域涉及广泛，规制时也需要以多样化的方式予以回应。